李稻葵: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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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8-11-22 17:46

李稻葵: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

2018-11-22 16:52来源:搜狐财经快讯银行/国企/手机

原标题:李稻葵: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

来源:新京报

李稻葵: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

中国经济在机遇与挑战中走过坎坷而又平稳的一年。在2018年行将结束时,民营经济走到了“聚光灯”下,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年中,“民营经济退场论”甚嚣尘上,年尾,一场座谈会廓清了对民企的思想迷雾。

11月1日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民企座谈会上说,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、不能弱化,不仅不能“离场”,而且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随后,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声势浩大驰援民企,资金与政策并行,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迎来希望。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,正如所言,40年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,也是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。

除了民营经济,2018年房价快速上涨势头继续被遏制,金融保持稳定,去杠杆进一步推进,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依然展现出巨大的潜能。2018年即将结束,2019年倏忽而来,明年民营经济如何发展,中国经济又将走向何方?

新京报经济新闻部一如既往推出年度巨献《看2019•新声》,邀请国内顶尖级经济学家、企业家和官员,共话民营企业,问道中国经济。

2018年3月8日,人民大会堂,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,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进行大会发言。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

 精彩观点:

1、我们此前的金融政策希望把整个杠杆率降下来就行了,这种“一刀切”的去杠杆是懒政行为,也属于金融政策不到位。

2、要调整金融结构,把加在银行身上的地方融资的压力拿走就行了。

3、监管只要做一件事,即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。

4、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。

民企从未像现在这样引发关注。为何这两年民企处境艰难?一系列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? 该如何救民企?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建议,应该按照市场的原则一视同仁对待民企——既不要歧视,也不要专门地保护。尤其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、发展民营经济为借口,来扶持一些本来就该淘汰的企业,不能以保护民营为借口来保护落后。

李稻葵认为,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的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。总的来讲,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要比改革开放40年以来许多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小很多。

民企的困境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经历的痛苦

新京报:为什么最近两年民企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?在你看来,民企面临的困境是什么?

李稻葵:坦率地讲,民企面临的困境在本质上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或者集中表现。

中国经济要转型,各个行业都要升级、调整。与之相对应的,传统行业的集中度要提高。比如,汽车行业有上百家企业,随着集中度提高,很多汽车企业活不下去,这个过程当然是很痛苦的。此外,还有一部分企业要升级,从过去比较低的质量向高质量提升,以适应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的要求或者国际竞争。

转型升级带来的痛苦对所有企业都“一视同仁”,人人都苦,人人都难,与国企、民企性质无关——比如,格力电器是国企,做手机还是失败了。这是因为现在手机市场竞争激烈,在行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中,很多手机企业必然要破产,就剩那么一两家,下一步手机行业还会进一步整合。

但为什么国企没有面临这些问题,没有听到国企的抱怨?这是因为,此次中国经济调整的焦点在下游,是下游的产业要转型升级,而大部分民企集中在下游,国企大部分集中在上游。而且,国企在前些年去产能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转型的痛苦了。现在国企的日子好过了,今年国企利润增速在15%左右。

民企面临困境还与金融政策以及金融结构改革不到位有关。我们前段时间的金融政策有点操之过急了。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一个错误的理念,即把化解金融风险等于降杠杆。但实际上,化解风险的本质是什么?是去掉那些坏的杠杆、烂的杠杆。风险低的、高回报、高质量的好杠杆为什么不能增加?好杠杆的债券和贷款还应该增加。我们此前的金融政策希望把整个杠杆率降下来就行了,这种“一刀切”的去杠杆是懒政行为,也属于金融政策不到位。现在为什么民企得不到贷款?因为去杠杆之下政策收紧,其实不应该这么收紧。

应该给相关的金融机构明确一个目标,采取定向治疗、靶向治疗、精准治疗。比如,三年之内把已经报的烂账、呆账都给处理掉。

金融结构要调整、要改革。现在为什么民企得不到贷款?除了去杠杆之下政策的收紧,还有一个因素是——银行大量的贷款实际上最终流向了地方政府。

在过去这七八年,地方政府一直在搞建设,修地铁、修高速公路、修高铁站。地方政府哪来的钱搞这些建设?当然大量的是从银行借的钱,但这些项目都是长期项目,地方政府借的这个钱短期内肯定还不起。所以,地方政府找的出路是——找一个跟地方政府关系比较近的国有企业,拉一个国有企业搞一个PPP。哪有那么多的PPP?本质上不都是企业替政府去贷款吗?对于银行来说,他们都知道这些贷款最后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,而在我们国家地方政府肯定不会破产的,没有违约风险,因此银行不用在贷款前做调查,而且这些处在上游的国有企业目前经营情况也不错。这些因素一摆,银行当然愿意把这些钱给国企了,而且是大额数量的贷款。而如果贷款给民企的话,还要做调查、还要评估风险、还要负责任。

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新京报:那金融结构如何改革?

李稻葵:我们首先要承认地方政府现在借了很多钱,承认已经形成了一大笔的债务,其次要把这些债务明确化,变成长期债务,而不去从银行借贷,不去影响正常的企业贷款。必须专门给地方政府的债务设一个通道做长期的(比如20 年、30 年的)地方债,让地方政府在这个市场上去借钱。

我的建议是设立一个相当于世界银行一样的银行机构,专门用于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。在一只手在金融市场发债融资的同时,另一只手去监管地方政府,去查地方政府的项目——如果项目合适,就发放贷款,项目不合适,就不贷款。

通过这个方式,把地方政府加给银行的借贷压力化解了。如果这事做成了,银行就解放了,就可以专心致志地给企业服务了,民营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也会得到缓解。否则,银行会永远围着地方政府的项目和企业转圈,这就影响到了民企融资了。

新京报:有观点认为,因为国企和民企的地位不平等,导致了银行采取了一个差异化的信贷政策。

李稻葵:这个看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。问题本质是什么?本质是银行也是追逐利润的,目前国有企业处在产业上游,利润好。因为此前经营不好的国企在上一轮去产能中已经被淘汰了,现在留下来的国企都是经营不错的大型国企。此外,银行也明白,国企的贷款会有地方政府兜底。对于“嫌贫爱富”的银行来说,当然把这些国企当作优质资源。

所以,民企融资难并不是因为身份,没有那么复杂,银行其实也是在商言商。

新京报:前一段时期,资本市场一度出现了“国进民退”的争议,你如何看这一说法?

李稻葵:我不同意这个看法,这一现象同样不是政策导向的意识形态问题,也是在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现象。所谓的“国进民退”这个现象和民企融资难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。

但怎么解释这一现象?现在一些国企和央企因为产业结构布局在上游,以及周期性等因素,现在还是能盈利的状态。但与此同时,很多民企在经济转型中碰到了困难,要重组合并或者破产出局。

既不要歧视民企,也不要专门地保护,一视同仁最好

新京报:最近监管出了很多支持民企的政策。在你看来,应该怎样救民企?

李稻葵:按照市场的原则一视同仁最好。一视同仁就是——既不要歧视,也不要专门地保护。我想强调的是,目前在中国经济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,肯定会死一批企业的。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、发展民营经济为借口,来扶持一些本来就该淘汰的企业,不能以保护民营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。在上一轮去产能的过程中,国企已经调整了一轮。现在很多下游的企业产能过剩,在民企集中的下游产业调整的过程中,很多高杠杆、面临破产的企业,该出清的企业要坚决出清。

此外,对于目前民企面临的融资难问题,只要做对两件事就行了——第一,把金融政策搞对了,不要一刀切地收那么紧,不要盲目地把去杠杆作为目标;第二,把地方政府借贷从银行那里“割走”,让地方政府去债券市场融资。只要把这两件事处理好了,处在第一线的银行自然会判断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放贷,什么样的企业不值得放贷。

新京报:很多人批评监管的手伸得太长了,微观行政干预痕迹过强。如何能够实现“既尊重市场,又能够弥补市场失灵”?

李稻葵:从大的方面看,要调整金融结构,把加在银行身上的地方融资的压力拿走就行了,使得银行真正为企业服务。在具体政策上,监管政策动不动是次要的。

监管只要做一件事就行了,即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——不要把企业的控股身份作为放贷的标准,作为判断企业金融风险高低的标准。

新京报记者 李冬 摄

新京报:现在监管出的措施,主要集中在银行、股市、债市等金融领域。现在支持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是不是只能从融资方面入手,你是否有其他的一些建议?

李稻葵:其他的建议就是要尊重市场。改革开放40 年的一个法宝就是,地方政府积极帮助企业家解决问题,这一条不能丢。但在过去一段时间,因为反腐等原因,政府不敢和民营企业家来往了。我们在调研中碰到很多民营企业家,他们反映现在政府不管企业了,政府把民企当成路人,甚至病人,这是不对的。

市场不是真空存在的,不是说企业一点都不需要政府管,还是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。这一条可能比融资还重要。

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

新京报:今年很多人为中国经济忧虑,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?

李稻葵:我觉得,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。

回顾改革开放40 年的历程,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历程有三个阶段:首先是上世纪90 年代初,当时是高通货膨胀之后的经济低迷;第二个阶段是在90 年代末,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,加上国企改革,上千万的职工下岗,而在当时商业银行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局面;第三个阶段是2012 年至2015 年这段时期,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很多企业利润下滑,出现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50 多个月负增长。

回顾历史看今天,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相对之前的困难要小多了,容易多了。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基本稳定,上游企业利润可观。中美贸易摩擦还在持续中,现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GDP的占比是4%,而在金融危机时,这一占比远比这个高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有了大幅提高,研发在GDP 的占比到了2.1%了,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了。中国的研发的总量,按照美元计算,也和美国差不多很接近了。中国在科研创新上在往上升级,换位想一下,美国人为什么着急引发贸易摩擦? 因为美国有一种不安全感,认为受到了中国的威胁。

当然中国经济还面临很多问题——要调整金融结构,结构调整了,很多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;要合理应付中美贸易摩擦。今年很多企业抢出口,所以外贸在今年不会拖经济后腿,但明年就可能拖后腿了;要在经济转型期帮助能转型的企业转型,妥善安排要出清的企业;国企改革也要到位,现在很多国企因为占据上游的资源,所以利润可观,但国企的效率还要进一步提高。此外,科研的创新能力也要进一步激活,目前科研创新潜力还有很多没有发挥出来,比如给科研人员的回报不够。

但总的来讲,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要比过去面临的困难小很多。从经济增长目标看,今年经济增速预计在6.6% 、6.7%,实现年初的目标没有问题。我也呼吁大家不要着急,沉下心来。

同题问答

1. 新京报:2018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经济事件是什么?

李稻葵:中美贸易摩擦。美国今年在中美贸易方面咄咄逼人,咄咄逼人的背后实际上是“外强中干”。如果美国还像从前那样自信的话,还用得着怕中国吗?中美贸易摩擦还会持续,中美关系也开始进入矛盾频发的新阶段。但总的来说,我觉得不会进入“冷战”,因为中国方面有比较清醒的认识。

2. 新京报: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?

李稻葵: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经济结构有所调整,研发投入、创新能力在上升。此外,从4月的博鳌论坛到近期的进博会,中国摆出了进一步开放的姿态。

3.新京报:2018 年的哪项改革措施是你最关注的?

李稻葵:我最关注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改革。比如,汽车的关税要逐步下降。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、证券等有较强的抗打击能力,竞争力较强,不必担心金融开放带来的冲击,金融业的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。我觉得,证券业应该完全开放,中国的证券公司完全扛得住外资“走进来”。但资金方面不要乱动,资本不能在境内外“乱窜”,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李薇佳 李蕾 校对 贾宁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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